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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學教授筆下的魏士毅烈士

信息來源: ?天津日報 發布日期:2019/10/11
 

    2016年3月18日,是天津籍燕京大學女生魏士毅烈士殉難90周年紀念日。此前,我讀到她的國文教師俞丹石、周作人的日記與書信,從中看到了燕大教授筆下有關魏士毅烈士的記載。

    魏士毅,原名魏士娟,1904年2月19日出生于天津。1919年小學畢業后,她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私立嚴氏女子中學。讀書期間,她不僅學習勤奮刻苦,而且關心國家前途,積極參加抗議帝國主義侵犯中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的集會、游行、演講等活動。1923年,她考入燕京大學女校預科,次年升入燕大女校理科數學系。1926年3月18日,在反抗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斗爭中犧牲,年僅23歲。

    當時,文史專家、翻譯家、俞樾的侄孫俞丹石,正負責燕大文理科男女兩校學生國文必修課的教學任務,這使他不僅認識,而且在日記中記載了魏士毅遇難前后的情景。

    1926年3月18日,為反對日、英、美、法等八國公使對中國提出的最后通牒,北京各界民眾數千人在天安門前集會抗議。會后,游行至段祺瑞執政府門前請愿,要求驅逐八國公使出境,遭到軍警開槍鎮壓,死傷者眾多,造成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

    那一天,燕大男女兩校學生在參加示威游行中也不幸死傷多人。俞丹石在日記中記下了造成慘案的具體緣由。他寫道:“連日報載國民軍在大沽口筑炮壘以防奉艦攻襲。前數日以誤會故以炮擊日艦,雙方死傷不及二十人。日使單獨提出抗議外,且糾合公使團下最后之警告,謂于十八日正午,中央政府不予保障,各國即承認中央無約束軍閥能力,將自動的排去阻礙交通之障礙物。”鑒于此,1926年3月17日,學生們已經“同赴國務院請愿,結果與衛隊沖突,數人負傷”。

    3月18日清晨,俞丹石照例至燕大女校授課,而此時學生們已無心聽課了。第一時段為本科一年級上國文課時,學生們即向他詢問中外所訂《辛丑條約》及大沽口沖突的實情,他給予詳細解答。第二節課因為學生們要開臨時會,本科二年級的國文課就取消了。俞丹石眼見燕大女校的學生們“結隊出校,始知今日天安門尚有國民大會”。那天午后二時許,他聽到北京城“南方起槍聲,聲若貫珠,為之懔然”。他趕緊跑到路上詢問,方知“國務院中正在圍殺請愿學生”。他立即給燕大男女兩校打電話詢問情況,而電話已經不能接通。因為惦念學生們的安危,他一夜“輾轉不能成寐”。

    3月19日,剛好是星期五,燕大男校有課。俞丹石冒雪前往,方得知18日的請愿,燕大男生受傷7人,女生死、傷各1人,而這兩名女生又都是他的學生。殉難烈士魏士毅的遺體已由燕大女校文理科科長、美國女學者費賓閨臣親往領回,停放在燕大女校的禮堂中。在此情況下,課是上不了了。于是,他購買了一束鮮花,至女校吊唁學生魏士毅。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魏生在二年級讀書,人極溫淑,無疾言遽色,遭此摧折,至堪惋惜。”他還記載了魏士毅“所受之傷自左乳入,自右脊出,大概所中系心房,諒亦無多痛苦。尸身系昨夜由費科長親往領回”。魏士毅的無辜慘死,深深刺痛了俞丹石的心。

    那一天,俞丹石一直留在燕大女校,等待參加下午四時舉行的追悼會。中途,他感到身體不適,“胸中作惡,所食皆吐”,然而,他仍然堅持參加完追悼會,才回住處休息。那一天“競日雪,涸陰冱寒”,他感到老天似乎也在“助人悲痛也”。

    1926年3月23日和24日,俞丹石照例“晨起至女校”,“至燕大”,均未能上課。當時,民國大學校長曾提議于北京中山公園公葬殉難諸烈士,并來函征詢燕大的意見。為此,俞丹石代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擬了一紙復函,告之:“當以此函轉告魏士毅女士家屬,取其同意,再行奉復。至于此案倘能成立,當然贊同。即魏女士遺骸未能加入,凡有公葬、公祭典禮,火狐体育得有通知,決當敬謹參予,以慰殉難諸烈士英魂。”俞丹石的復函明確代表燕大校方表了態。

    在“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的幾天里,學校里的課程幾乎全都無法正常進行。及早安撫學生們的心情,補上落下的功課,就成了學校的當務之急。作為教師,俞丹石很能理解學生們的心情,他擬出緩解情緒的好辦法。3月27日上午,他將燕大女校兩個年級的課程均改為談話會,并向全體學生發起征文活動,讓她們撰寫紀念魏士毅烈士的文章,借以寄托哀思,舒緩情緒,排解憂傷。此時,俞丹石已是癌癥晚期患者,他以對學生的愛心、同情和理解,為魏士毅烈士和她的同學們做了他能夠做的所有事情。四個月后,他在北京病逝。

    1926年秋,分散在北京東城的燕京大學男女兩校,遷入了以未名湖為中心的海淀燕園新校舍中。1927年3月,燕大男女兩校及女附中學生會全體會員在燕園修建了“魏士毅女士紀念碑”,碑的基座上刻著《魏士毅女士紀念碑銘》:“……國有巨蠹政不綱,城狐社鼠爭跳梁。公門喋血殲我良,犧牲小己終取償。北斗無酒南箕揚,民心向背關興亡。愿后死者長毋忘。”

    魏士毅雖然沒有享受到燕園新校舍的溫馨,但是,她的“紀念碑”被修建在了師生們去上課的必經之地,讓烈士的英名與燕園同在。

    1928年初,“三一八慘案”發生后的第三年,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周作人為紀念在慘案中殉難的諸烈士,特將燕大修建的“魏士毅女士紀念碑”照片,寄給上海北新書局的李小峰,請他發表在《語絲》雜志上,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三一八慘案”所付出的慘重代價。那時的《語絲》周刊已由北京移至上海編輯出版。周作人在信中說:“偶檢出燕大‘魏士毅女士紀念碑’照片,不禁慨嘆,三一八至今已是三年了。北方不必說,南方亦熱狂地討赤,仿佛國民黨之宗旨是在滅共者,想更無暇來管別的閑事,三一八的死者恐怕終于是白死了。北京各校唯燕大及清華兩處總算已建立了一座石碑,——去年三月十八日到清華去時曾見到韋君的碑,這一塊碑則每禮拜去上課必要走過幾次,所以記得更為明白。在南方者大約未必知道,故附上,乞察收,如有機會時制銅板(稍放大更好)能在《語絲》等上一發表亦佳。”

    李小峰收到周作人的信和照片后,即在1928年1月14日《語絲》第4卷第5期上,一并刊登出來。周作人的信以《“三一八”的死者》為題,發表在雜志的最末,而“紀念碑”的兩張照片放大后發表在雜志的最前邊,一為“紀念碑”全景,一為基座和碑銘,碑銘上的小字也依稀可見。兩張照片整整占用了32開雜志的兩個版面。而此時距燕大“魏士毅女士紀念碑”的建成還未滿一年。《語絲》雜志通過刊登“紀念碑”的照片和周作人的“慨嘆”,為魏士毅烈士留下了永久的紀念。(文/孫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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