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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挹蘭:與李大釗一同赴死的女英烈

信息來源: 新湖南客戶端 發布日期:2019/10/25

    她是一位飽受封建社會裹腳、禁讀摧殘的弱女子,卻也是一位為革命決然赴死的女英雄。

    1927年4月28日,株洲女子張挹蘭和李大釗等二十位革命者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師看守所內,被奉系軍閥張作霖秘密絞殺。90年過去,當我們再次掀起歷史的塵埃,依然對這位年輕美麗的女人充滿敬佩和懷念。

    張挹蘭,1893年春出生在湖南省醴陵縣西鄉一個沒落的“書香之家”。她原名蘭秀,含有“攔住”、不許再生女孩子的意思,后來自己改名為張挹蘭。她在同輩中年齡最大,還有三弟二妹。

    張挹蘭的祖父是前清秀才,在家鄉辦了一所私塾。在重男輕女的封建禮教束縛下,婦女被剝奪了上學讀書的權利。聰明好學的張挹蘭對這種不平等待遇深惡痛絕。祖父在她的百般要求下,就在私塾放學后教她讀書。后來,因祖母堅決反對,祖父也就不再繼續教小挹蘭。以后,張挹蘭就偷偷自學,最終學會了寫字。祖父去世時,她10歲剛出頭,卻已經能借助字典,閱讀較深的古文了。經過堅持不懈地努力,張挹蘭成了一個能寫會算的姑娘,大家都稱她是個“女秀才”。在張挹蘭十七八歲的時候,她由家庭包辦,嫁給了當地的一位姓龍的農民。由于她的丈夫是個忠厚善良的人,婚后生活還算和諧。

    1915年春天,當地發生了一場嚴重的瘟疫,張挹蘭心愛的兒子被病魔奪去了生命。突然喪子,使她在精神上受到了沉重的打擊。為了排解心中的悲痛,她離開龍家到縣城女子小學去讀書。當時正值辛亥革命之后,廢除科舉,提倡新學,在新辦的“洋學堂”里,張挹蘭開始接受了科學知識,開闊了眼界。她在縣立小學只住讀了一年,便被龍家的親戚請去當家庭教師。張挹蘭對教學認真負責,成績顯著,遠近聞名,來她這里就讀的學生與日俱增。

    

    五四運動前夕,受新潮流的影響,張挹蘭探求知識的欲望更加強烈。她向龍家提出到北京求學深造的要求,得到了龍家長輩的支持,由龍氏族祠提供給張挹蘭每年150元的學費。1919年秋,她離開湖南到北京上學,開始走上了新的道路。

    一開始,張挹蘭在北京一家私立補習學校學習。她的生活艱苦樸素,一年四季都穿著一身灰布褂子和黑裙子,在同學中與眾不同,但她卻滿不在乎。經過半年多的補習,張挹蘭考取了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預科,住校攻讀了一年。當時,五四運動所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潮,在全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人當中有很大影響。不久,張挹蘭妹夫的堂妹李欣淑因不滿封建包辦婚姻,從長沙逃婚來到北京。李欣淑是湖南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她向張挹蘭介紹了在長沙發動學潮、同軍閥政府斗爭的情況,張挹蘭聽了異常激動,對青年學生的愛國行動十分欽佩。

        1922年,張挹蘭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為了維持學業,她半工半讀,當過家庭教師,做過抄寫工作。在北大預科學習期間,她給支持她來京升學的一位龍家長輩用白話文寫信,并寫白話詩給他祝壽。這位守舊的老夫子大為震怒,龍氏族祠給張挹蘭的學費也因此被取消了。后來,張挹蘭因成績優異,獲得美國教育家克蘭夫人捐助的每月15元的獎學金,這才渡過了難關。

    1924年北大預科畢業后,她升入北大教育系學習。

    

    1925年4月,張挹蘭加入“中山主義實踐社”并參加國民黨,不久被選為實踐社理事。“中山主義實踐社”是一個國民黨左派勢力較大的革命團體,它明確提出了實踐新的三民主義、奉行三大政策、同共產黨合作、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運動等主張。這是張挹蘭參加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開始。這時候她已認識到,自己過去的教育救國和婦女解放的理想,沒有正確的政治思想做指導,單憑個人奮斗是不會成功的。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北京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黨委的領導機關轉入地下。為保存革命力量,繼續開展工作,3月底,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共合作組織——國民黨北京執行部和北京特別市黨部,由翠花胡同8號搬到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舊俄國兵營辦公。4月,北京特別市黨部再次進行改組,張挹蘭當選為執行委員。為了進一步開展婦女運動,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決定在北京辦一個婦女刊物《婦女之友》和一所職業學校縵云女校,作為婦女運動的陣地。1926年9月,張挹蘭擔任《婦女之友》主編,由共產黨指派韓桂琴擔任副主編。婦女之友社和縵云女校在西城報子街49號。這個地方不大,是由兩進四合院組成,前院是縵云女校,有四五十個學生在東西房上課。后院是婦女之友社,婦女工作的聯絡、集會等也在后院,北京各大院校的女生常到這里來活動。

    《婦女之友》從1926年9月創刊,直到1927年4月李大釗、郭隆真、張挹蘭等被捕,縵云女校被查封,才被迫停刊,先后發行12期。中共通過《婦女之友》這塊園地,喚起了在黑暗中呻吟掙扎、忍受痛苦的婦女,使她們從沉寂中覺醒,團結起來,有組織、有領導地用集體力量,沖破一切黑暗,向著光明的前途邁進。張挹蘭除了擔負繁重的走訪、組稿、審稿任務外,還親自撰稿,論述婦女運動的歷史和現狀。其中,她寫的《婦女運動述略》一文,被刊于《婦女之友》第八期,《新婦女的使命》刊于第九期。這兩篇文章反映了張挹蘭對婦女運動的正確認識和深刻見解。她說:我們婦女“所處的環境是受二重壓迫的,一方面受列強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一方面受重男輕女封建思想的壓迫。第一種壓迫是全體中國人民所共同的,第二種壓迫是我們女子獨有的”。基于中國婦女所處的這種受雙重壓迫的環境,她認為中國婦女運動的使命必須做雙重的努力,這就是“一方面努力求國家的解放,一方面努力求自身的解放”。要求得國家和婦女自身的解放,一方面要“認清自己是國民的一分子,應當直接或間接地加入救國運動”,“和全體國民團結起來,把國內的惡勢力鏟除,建設一種健全的政府,以抵抗列強的侵略”,另一方面要“認清自己沒有自我的人生、寄生蟲生活的人生,是人類的無上恥辱,應當和全體女同胞團結起來,把這種萬惡的社會制度,風俗習慣,鏟除凈盡,為女子爭得一個真正的‘人’的地位”。為了動員廣大婦女參加解放國家、解放自己的革命行列,她針對當時流行于女知識界的那種“自家各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求得自己物質生活上的安全和滿足”等思想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指明這些想法是“狹隘的個人主義”的表現。

    1926年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劉清揚主持了一次婦女群眾的集會,會上公演了話劇《復活》。劉清揚講了中國婦女幾千年來在封建壓迫下所過的悲慘生活,和婦女解放、男女平等以及進行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道理,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張挹蘭也積極參加了《復活》的演出。

    劉清揚是早期的共產黨員,她很器重張挹蘭,曾把張挹蘭的情況向李大釗反映過,建議吸收她入黨。李大釗則說,應該讓她再經受一番考驗。張挹蘭以飽滿的政治熱情,廢寢忘食,日夜奮戰。由于工作太緊張,用腦過度,食欲日益減退,她本來就很虛弱的身體更加消瘦了。極度的勞累,引起了嚴重的便秘,身邊的人常勸她休息,找醫生看看病,她卻置之不理,還是經常夜里工作到很晚,有時通宵達旦,稍睡一兩小時后,又提起一個布口袋出去了。

    1927年3月,劉清揚奉調到武漢國民政府工作,張挹蘭又接任了婦女部長的職務。她因重任在肩,早已不能到北大上課,成了一個掛名的學生。

    

    1927年春,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北洋軍閥政府為了徹底“剿滅”北京地區的革命力量,采取跟蹤盯梢,派遣密探打入內部及收買叛徒等卑鄙手段,偵察和搜集國共兩黨北方領導機關及其革命活動的情況。并于4月初下令,調動大批便衣偵探以及武裝警察,在北京進行空前的大搜捕。

    張作霖公開大逮捕之前,有人得知敵人開列了黑名單,張挹蘭榜上有名。組織上得到消息后,曾設法通知張挹蘭,讓她做好應變的準備。當時也有些朋友關心張挹蘭的安全,勸她離開北京到外地去,但都被她婉言謝絕了。她一面做好必要的應變準備,一面仍然沉著地夜以繼日地堅守戰斗崗位。

    1927年4月6日前的一個清晨,張挹蘭還沒有起床,一伙便衣偵探突然闖進家門。當她從睡夢中被叫醒以后,就發現自己已處在敵人的控制之下。她鎮定自若,毫不驚慌。據張挹蘭家里人回憶,敵人闖進家里后,最初她聲稱“還沒穿好衣服”,叫那些鷹犬在外面等候。待她從臥室出來,打開堂屋門時,就被警探押上囚車,送到警察廳拘押起來。敵人在逮捕張挹蘭的同時,在她的居室大肆搜查,把她的小柜和書桌抽屜里的東西全部抄走了。后來,據劉清揚回憶,張挹蘭任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婦女部長職務后,工作非常積極,但因經驗不足,缺乏警惕,未將工作計劃等文件收藏好,被敵人從她的枕頭底下搜出,成了給她定罪的物證。

    在黨的培養教育和大革命風暴洗禮下成長起來的張挹蘭,經過20多天監獄生活的磨煉,對人生的意義認識得更加深刻,革命意志更加堅強,她決心為革命而死。所以,盡管敵人對她進行威脅利誘,嚴刑拷打,卻絲毫也改變不了她的革命信念,動搖不了她對革命同志的忠貞。20多天中,敵人屢經審訊逼供,她沒吐露半點機密,沒有使任何同志受到連累。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急忙密電張作霖,主張將所捕共產黨人即行處決,以免后患。4月28日上午10時,敵人的所謂特別法庭,突然開庭判決,對李大釗、張挹蘭等20位革命者立即處以死刑。當天下午,他們被押到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秘密處以絞刑。張挹蘭是20位殉難者中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后受刑的一個。在長達3個多小時的絞刑執行過程中,在死神的威脅面前,張挹蘭毫無懼色,視死如歸。

    關于她當時是怎樣英勇地走向刑場的情景,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追述道:“4月28日,張挹蘭被叫走了,她那天穿得特別整潔、干凈,頭發梳得也很齊整……”1927年4月29日的北京 《順天時報》記載:“……第三輛車為女犯張挹蘭及鄧文輝同坐,下車時張挹蘭面現喜色,昂首挺胸而入……”敵人為了做反動宣傳,在執行絞刑之前,給每個被害者都拍了照。從照片上,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臨危不懼的英雄。她的姿態安詳,堅定剛毅,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對敵人充滿了仇恨和蔑視,對革命的勝利流露出無限的信心。

    整合自株洲晚報、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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